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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場面自古以來就是作為一種慶典而存在的。
生活在古代的人不像現代人有那麼多采多姿的娛樂與消遣,對行刑場面的公開展示對他們來說便具有了多重意義的效果:在官方的認定與說法上,藉由公開行刑可以發揮殺雞儆猴嚇阻的效果;站在受害者的立場,行刑場面宣告了正義的存在,既是殺人償命的古老法則,也是還人以公道的公開確認;但從觀賞的群眾的角度來看,它除了滿足個人對人群這一社會性連結的需求之外,同時具有一種嘉年華會式的娛樂效果;最後,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會有攤販的出現, 於是便伴隨著商業行為的產生。
如果說行刑場面的公開展示為平淡的古代生活增加了娛樂性與刺激性,那麼在充滿感官刺激的現代人為什麼仍舊喜歡看著一個人被施以刑罰(無論這個刑罰是否是血淋淋的或是死亡的),這個答案除了說具有一種「見證」的自我欺騙之外,更多的應該是說人性內在的「嗜血」本能在主導著這樣「看」的行為;另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如同法庭的審判是一種舞台演出一般,行刑場面也具有一種戲劇的效果,而作為這齣戲劇的觀眾同時也是參與其中的演員,這一參與又回過頭來增強了個人對共同生活的渴求的滿足。
在這一集的Black Mirror裡,對犯人Victoria Skillane的懲罰便具有了以上這些特點:它既具有一種公開展演的效果,同時也開放參觀者參與;它既讓參觀者得以自我標謗(自以為是的)正義感,同時也讓參觀者得以滿足成為演出一份子的樂趣:它既是一種接近於司法的形式(雖然劇裡沒有告訴觀眾這個處罰是由國家施行的或是私刑),同時也是一種類似於商業的行為(雖然劇裡沒有告訴觀眾這些來參觀的人們是否要收費)。
然而,我們仍舊必須詢問,對於一個受刑人,司法的懲罰能夠到怎樣的地步?對於做出令人髮指的罪行的人,人們最直接的反應通常就是處以終身監禁或死刑,其目的,除了表面上給受害者一個公道之外,實際上是為了使這樣的犯人與社會隔離,避免犯人繼續犯罪,以確保社會的安定,進而保障國家統治的平穩。但隨著人們觀念的改變,施害者的人權也開始受到重視,這一施害者人權的觀念並不完全是奠基在「社會人」的基礎上,而多少是以「生物人」的立場來考量的。劇中的理由是Victoria Skillane所犯的罪行太過殘忍,以致於被處以死刑都無法補償她犯的罪惡,只有讓她不斷地重複經歷這樣的折磨才能達到懲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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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の光.jpg
幸福啊!凝聚在兩人同騎一輛腳踏車那一段短短的時光,
 
不幸啊!就在那一剎那望向伊人歸來打開那一扇窗!
 
原來,哀痛與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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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_Tout_Nouveau_Testament_poster.jpg
憤怒的上帝,這個形象幾乎貫穿著整部《舊約聖經》,當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埃及人——惹得上帝不高興的時候,上帝下手是從不手軟的,這一形象與《新約聖經》中宣揚愛與寬恕的上帝的形象形成了極大的不同。這個差異,早期的基督教教父裡已經有人提出,最激進的當屬Marcion of Sinope,他完全否定了《舊約》與《新約》的關係,並根據保羅的書信與《路加福音》編纂了一部《新約》。
憤怒的上帝為了娛樂自己,在人類世界製造了許多災難和倒霉的事,例如有名的「墨菲定律」便是他為人類設定的眾多原則中的幾項,難道這便是人間「惡」與「不幸」的原因?這可是一個既是神學也是關於人生之意義的提問:上帝創世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說,這個世界因為人的原罪而有末日來臨的一天,那麼創造世界難道只是為了最後毀滅這個世界(更不用說,如果上帝是全知的,他不是早就已經預知了人類的墮落,以及世界末日的日子)?如果說,當初在伊甸園裡沒有蛇的誘惑,夏娃與亞當永遠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那麼創造世界難道像是孩子拿著芭比和肯尼只是用來自娛?
是的。
在神學家眼中,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任何目標。上帝並不是宇宙工程師,在創世時有一個從戰略上經過盤算的目的。上帝是一個藝術家,創造世界只是為了自娛自樂,為了享受創世這個過程本身的樂趣。我們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覺得上帝有某種扭曲的幽默感了吧。(Terry Eagleton,《人生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朱新偉譯)
這個答覆似乎並無法滿足那熱切尋找生命意義的心,尤其是在面對基督宗教信仰的時候,既然上帝創造世界與萬物,似乎應該有個更崇高的目的才對。但是,也許問題不在於答案,而是在於提問,我們對於「造物主」一詞的理解是否會錯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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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livion

在所謂「救世主」、「英雄」這類的電影類型中,根據一般傳奇故事以及好萊塢的編劇原則,它的模式可以歸納成下面這樣的一種公式:

正常世界—>冒險召喚(刺激性事件)—>拒絕召喚—>遇見導師—>越過第一道邊界—>考驗—>聯盟—>磨難(中間點,死亡和重生)—>報酬—>返回的路—>復活(高潮)—>結局。(參見C. Vogler & D. McKenna《編劇備忘錄》,焦志倩譯)

當然,並不是每一部電影或每一篇傳奇故事的敘事模式都會將這個公式裡面的元素全部涵括在內,也不一定會按照公式的順序進行,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元素必然都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此外,它也可以提供了作者編寫,以及觀眾讀者理解故事時的參考架構。按照這個公式,我們便可以來檢視這部典型的「救世主」英雄式的電影是怎樣說故事的了。

首先,Jack(Tom Cruise飾)身為無人機的第49號修理技師在地球上已經生活一段時間了,這是他處在「正常世界」的第一階段,儘管他的記憶被抹除,但他仍經常會做一些似乎是屬於過往的夢,並且他在湖邊也構築了自己的小小的桃花源,這個階段可以算是一種「冒險的召喚」,這些夢與平常的經歷已經逐漸「刺激」他的內心,讓他開始產生疑惑,而救了Julia(Olga Kurylenko飾)以及目睹無人機殺死人類之後,這一「刺激性事件」則讓第二階段完全完成。

之後,Jack被綁架,使他正式遇見具有「導師」性質的Beech(Morgan Freeman飾),Beech告訴了Jack事實的真相,原來所謂的「人類」其實是外星來的掠奪者(alien Scavs),而地球上的「掠奪者」才是真正浩劫餘生後的人類。Beech要求Jack協助摧毀太空站泰特(Tet)以結束人類與外星掠奪者的戰爭,Jack並沒有答應,這便進入了「拒絕召喚」的階段。但這個召喚已經在英雄的心裡產生了影響,於是到「輻射污染區」的歷程,便是英雄「躍出了第一道邊界」,之後,Victoria(Andrea Riseborough飾)的死可以視為一種「刺激性事件」,也可以視為是一種「考驗」,由此開始,Jack對泰特的懷疑可以說已經得到完全的確認,於是與Julia回到人類的藏身處,幫助Beech改裝無人機,就此英雄開始與人類「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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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ngry Games

1995年,「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透過鏡頭,讓觀眾即時(real time)觀看楚門生活中的一切;2012年,「飢餓遊戲」(The Hungry Games)同樣地也是透過鏡頭帶領觀眾參與到繩存遊戲之中。在這兩部電影裡,相同地,所謂的「觀眾」既指電影中觀看遊戲的人,也指觀看電影的我們,這一雙重指稱便將觀看這部電影的觀眾納入了「殘酷的快感」的共犯結構之中。

這個「殘酷的快感」似乎是人類的天性之一,自古以來就一直延續至今日,這就如同悲劇的美學問題一般,是一個難解的謎,就如同我們很難理解,何以古羅馬競技場上的觀眾會對那麼血腥殘暴的場面欣喜若狂。在我們感到疑惑的同時,我們卻也經常地「旁觀他人的痛苦」,Susan Sontag曾經對「殘酷的快感」有過這樣的解釋:

這些影片提供的另一種能夠帶來滿足的東西,是道德上極端的簡單化──這就是說,是一個在道德上可接受下來的幻象,人們可以從中發洩殘酷的或至少是不道德的情感。……我們只不過是看客;我們看看而已。(〈對災難的想像

因此,當我們看到邪惡的第一區、第二區「貢品」的殘暴行為,我們便認為他們的死是應該的,但是其他區的貢品呢?他們的死亡是否曾引起觀看者的注意與同情呢?當我們關注於女主角Katniss如何活著得到勝利的同時,我們對其他死去的參與者幾乎是「看看而已」(大概除了黑人小女孩Rue的死是例外)。

其次,「作秀」也是電影中的主題之一,指導人Haymitch一再對Katniss強調作秀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沒有作秀,便沒有來自贊助商的幫助,而這些幫助的有否則關係到能否生存;之後當為了轉移Rue的死造成的負面影響而修改遊戲規則,便將焦點轉移到KatnissPeeta的感情上,但KatnissPeeta真的產生感情了嗎?還是只是為了求生存而「作秀」呢?這一疑問即使到了兩人勝利歸鄉仍舊令人無法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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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mar Bergman的電影一向宗教意味很濃,此部也不例外,故事講的是純潔的少女卡琳在去教堂獻上白蠟燭的途中遭牧羊人強暴殺死,父親為其報仇之後發誓要在她死去的地方用雙手以石與灰建造一座教堂來贖罪。而當卡琳被從地上抱起時,在她死去的地方冒出清泉,象徵著她的純潔。

片中一開始出現的女僕宣稱自己是北歐神歐德(奧丁,Odin)的犧牲,懷了私生子,因此一直對主人的女兒卡琳心生不滿,即使當她陪著卡琳去教堂的途中遭遇到強暴,也一直沒有出手相救,而卡琳象徵的基督教純潔的形象與之形成對比。從女僕代表的北歐神話中的神到卡琳一家人所信仰的基督教的上帝,這個舊神與新神的比較,在這裡似乎顯得武斷而膚淺。

其次,卡琳的父親在劇終時對上帝的呼喊,讓我聯想到人在面對生命中的不幸時,對神(或者說,命運)的安排所發出的無奈吶喊。悲劇的發生到底是神的旨意或是人的疏失,其實還在於當事人的解釋,但其背後涉及的應該是更為深刻的有關自由意志與命定論之間的思辨。

最後,時代的不同,電影語言的差異極為明顯,北歐的冷冽風格透過黑白電影反而更能呈現出那種命運的嚴峻與人性的堅毅。

http://www.imdb.com/title/tt005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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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煞車閥管脫落未接上」、「不遵守駕駛不可離開駕駛座的規定為妻子的禁制令而多加掛了五節車廂」,這些疏失,當全部都聚攏在一起時,便造成了一輛載著有毒危險貨物的火車高速失控,加速衝向人口密集的都會區,靠著二位英雄的拯救,終於化解了這場危機,所有人(不論劇中人還是觀眾)都鬆了一口氣,電影看完,同時也達到了亞里斯多德式的情感上的昇華。

這部電影宣稱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這一點,首先就確定了電影「重現」現實的立場;其次,導演明顯採一種「擬新聞報導」的敘事手法,特別是在事件發生後,觀眾,如同電影中的其他人一樣,是透過新聞報導與畫面來得知事件的進度、處置方式與結果,這個敘事手法再一次地強調了本片「再現」現實的企圖。

Roland Barthes曾經指出,「不管文學宣稱自己屬於何種流派,它斷然絕對地是現實主義的,它就是現實,就是現實的閃現」,同時,Barthes也說,從古至今,文學都與再現現實有關,但現實是無法再現的,「現實只能被指示」,用拓樸學的術語說,就是,「我們不可能使一種多維系統(現實)與一種一維系統(語言)相互對應」。在這裡,將文學置換成本片此一敘事文本,Barthes的說法仍是適用的。

除了Barthes所稱的文學史3D影像與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也是力求實現近可能接近或重現現實的夢想。以目前的技術,以及日後可能的發展來看,現實被模擬、重現的目標似乎已經越來越接近了,更不用提當今後現代影像社會中所生產的「過度真實的」(l'hyperréel)了。然而這些模擬現實、再現現實的技術發展至少有一樣根本性的限制,那就是人在本質上是無法「全知」(omniscience)的。

感知的受限,至少在目前人類演化的生物學現實上,極大程度上是一種保護物種存活的機制,人類的大腦尚無法承載全知所帶來的巨大資訊量,以及隨後所產生的各種複雜的狀況與問題。因為無法「全知」,因此我們永遠都不知道我們的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行動會引發怎樣的「蝴蝶效應」(Bufferfly Effect),然而我們卻也不可能因此而不做任何決定或採取任何行動,否則人不是變成精神病,不然就是陷於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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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再容忍共產主義的滲透、教條、顛覆和陰謀……來消耗和污染我們珍貴的體液……」,這便是造成世界末日的原因!

體液?瑞普將軍解釋說:蘇聯人是不喝水的,他們只喝伏特加,為什麼呢?因為水是生命之源,人類需要新鮮和純淨的水來補充原來的體液,我只喝蒸餾水或雨水和純淨的穀類酒,因為在水裡面加氟是我們面對最恐怖的共產主義陰謀。還有氟化鹽、麵粉、牛奶、冰淇淋──孩子們吃的冰淇淋,氟化的時間剛好跟戰後的共產主義時間相吻合,這太明顯了!我們的體液引進了外在物質,卻渾然不知、沒有選擇,這就是共產黨的方式!

這一「體液理論」則是瑞普將軍在做愛時發現的:做愛之後伴隨著一種深深的疲憊感,一種極度的空虛感,他發現,這是因為做愛後失去精液的關係,從此之後,他不拒絕女人,但是他拒絕給女人他的「生命之髓」。

世界末日於是便由這麼一個荒謬而瘋狂的妄想所引起。

奇愛博士全名奇愛博士,或我如何學會停止擔憂並愛上炸彈(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是Stanley Kubrick 1964年的作品,內容講述美蘇冷戰期間,美國一個精神有問題的將軍——瑞普將軍——發動了美國空軍B-52轟炸機以核彈轟炸蘇聯的軍事行動,蘇聯基於反擊,便啓用「世界末日裝置」,導致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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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dge

當一個福音派基要主義者遇到一個無神論者時,可想而知的,關於(基督教)信仰的討論(辯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場面。

電影內容其實就跟一般外遇驚悚(?)類型電影一樣,講的是男主角Gavin NicholsCharlie Hunnam飾)與有夫之婦ShanaLiv Tyler飾)的外遇,導致Shana的丈夫Joe HarrisPatrick Wilson飾)最後綁架Shana,脅迫Gavin跳樓自殺;另一條旁線則是警察Hollis LucettiTerrence Howard飾)在他發現自己的二個兒女不是自己親生之後,還要去勸說Gavin打消自殺。整個故事就是在GavinHollis的談話中倒敘展開。

這樣一種常見的類型電影為什麼還能參加「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呢?我想主要應該是導演Matthew Chapman想要透過一種身處在兩難處境時,一個有信仰和沒有信仰的人會做出如何的處置?

電影中,除了男主角Gavin是無神論者之外,主要出現了三種宗教:Joe的基督教福音派基要主義、警察Hollis的天主教,以及Gavin的同性戀室友Chris所參加的卡巴拉(Kabbalah,一種猶太教的訓練課程)中心。

隨著劇情的進展,每一位人物都遭遇到了兩難的選擇:Gavin必須在自己的死與Shana生之間做出選擇,Hollis必須在接受或不接受自己的兒女(與妻子)之間做選擇,同樣地,Joe面對妻子的外遇,他是選擇《舊約》裡的將通姦的二人都處死,還是如《新約》所說的放過那個行淫的婦人(「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最終,我們看到的導演心中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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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FEMMES DE L

Italo Calvino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徑》(Il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中探討了一個主題:人們為了甚麼參加抵抗運動?祖國?家鄉?理想?或僅僅出自於憤怒與怨恨?這些不同的因素對不同的人(居民、地區、族群、階級……等等)來說,卻有著不同的認知與反應,這便決定了一個人他是站在壓迫者的一方,或是抵抗者的一方。此外,投入抵抗運動者,不僅有軍人、知識份子、工人,還有農民、流浪漢、甚至是乞丐、小偷,也就是說,抵抗運動不僅是由英雄所組成,同時許許多多默默無名的市井小民也投身其中,犧牲了自己的財產、親人,甚至生命,這些無名氏雖然未能列入史冊,但卻是真正大寫的歷史的構成要素,Calvino說,「有些人不明不白地參加了鬥爭,也推動了人類的解放,這種推動力……使他們成為你們做夢也想像不到的積極歷史力量!」

「諜網女特務」也和《通向蜘蛛巢的小徑》一樣,描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佔領下的抵抗運動(法國),劇中四位女主角,除了Louise DesfontainesSophie Marceau飾演)是主動投入外,其餘三人都是在半強迫的邀約(要求)下參與了搭救英國地質學家與暗殺德國軍官Karl Heindrich的任務。因此,這一時代背景,就成了上述主題極佳的註腳。

《通向蜘蛛巢的小徑》中的這一主題可以從電影中四個人身上表現出來:Jeanne FaussierJulie Depardieu飾演),一個即將被吊死的殺人犯,心裡只愛錢;Gaëlle LemenechDéborah François飾演),夢想著到前線投入戰鬥的天主教徒;Suzy DesprezMarie Gillain飾演),德國軍官Karl Heindrich的情婦,為了逃脫這個身分帶來的軍法審判而不得不參加此次任務;以及一個原本想依靠德國占領軍發財的投機者Eddy

這三位女性和Eddy都不是一開始就是自覺地投入抵抗運動的,他們所有的衡量,首先必然是自身的利害關係,Jeanne只想獲得特赦,並且想佔有金額龐大的任務金;Suzy只是為了免於受軍法審判;Gaëlle則對戰爭存有浪漫的幻想,完全沒想到自己在戰爭的殘酷面前完全沒有一絲招架能力;Eddy就更不用說了,他就是依附在侵略者身上的「法奸」,但在求活的本能下,也幫助了這幾位女特務進行任務。

雖然幾位女性陸續犧牲(Maria LuzzatoMaya Sansa飾演]在刺殺Heindrich時被槍殺、Gaëlle最後在因為刑求而洩漏任務的自責下,在莊嚴的懺悔方式服下氰化物自殺、Suzy則由於心地軟弱而被Heindrich槍殺),但整個任務的成功仍是整個團隊合作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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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憶不再是一種想像,而是隨時可以前進後退搜尋、重播的影音紀錄時,就像許多事物一樣,它可以讓你極樂升天,也可以讓你萬劫不復。
一個丈夫,透過記憶裝置終於證實了妻子的外遇。在揭露的過程中,丈夫的偏執似乎顯得無理,然而也是這一幾近瘋狂的舉動,終於讓妻子將記憶裝置裡的歷史全部還原再現,最終不但證明了妻子的外遇,也發現了女兒不是丈夫的。結局是丈夫只能透過裝置裡的影像來重溫妻子的笑靨以及女兒純真的身影,在不堪心理重壓下,他選擇了自己用刀片與鉗子將記憶裝置從耳後挖出。
在我們追求所謂的真相的過程中,其實很少會自問我們到底要的是什麼?我們最終要承受的後果是什麼?在丈夫追著證實妻子外遇的過程中,他是否想過最終的結局會是分手還是重新開始呢?他是否想過夫妻之間的愛是否能勝過對一時性愉悅的追求呢?劇中有一段夫妻倆人做愛的鏡頭,夫妻倆人均是靠著記憶裝置裡兩人相愛時的舊做愛影像在進行這一動作,這也許便已預示著復合的不可能。當兩人不再能在一起時,紀錄完整、清晰重現的記憶讓人無法承受;當兩人試著重新開始時,對過去痛苦記憶的鮮明存在,讓寬恕變得不可能,或至少顯得無力。
我們討厭遺忘,我們希望能記住所有美好的回憶;但我們忽略了,是遺忘讓我們得以存活,是遺忘使我們得以寬恕,是遺忘讓可能性變得可能。
而且,沒有如實記錄的記憶是一種想像,這樣的想像是藉由對那些被遺忘的記憶而存在的;此記憶的存在是因為彼記憶的「不在」而得以被保留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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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是公認的反叛的年代,在美國,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造成的政治低壓(當時的台灣也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到了60年代,激起了知識界、大學生對整個知識的反省與質疑,更重要的是,之前以政治經濟為主的外部革命運動轉向以對文化、知識為主的內部解構。這一轉向,當初的理想是想透過對「基礎之下的那個基礎,即本能」的轉進,進而改變認知的固習,達到更深一層的解放。
但事實證明,首先,這樣的策略轉進根本是一種政治無力的託辭;其次,這一策略完全低估了國家霸權、資本主義等「惡靈」(Leviathan)完善自身的能力。
就內部來說,知識分子藉以反對、質疑、拆解的知識體系與中產階級價值觀、美學、高級文化等等,都是其批判的根基與來源。當Herbert Marcuse、Susan Sontag等人反對高級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僵化分別,試圖以更多元的文化基準來取代二元的傳統對錯、好壞、是非時,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仍舊是知識分子式的,他們的概念仍舊是學院式的,這樣的中產階級語境,是無法真正深入影響大眾文化的,其結果,雖然揭示了傳統高級文化的虛偽與「大論述」的權力真相,但卻未能替大眾文化提供真正的「啟蒙」出路。
在外部方面,「惡靈」(Leviathan)的自我完善演化能力更是當前生命處境最為嚴重的問題與困境。在這些能力之中,對異議聲音的吸收並占為己有是最為無形卻也是危害最深的。
歷史上,以往統治者對於所有的反對聲音、勢力採取的大多是直接、粗糙、暴力的鏟除方式,要求的是齊頭式的整齊劃一,凡是冒出頭、處於正常範圍之外的,不是排除,就是隔離、拘禁、放逐。這樣的處理方式導致反對者前仆後繼,甚至以犧牲為榮耀,對雙方來說,付出的代價均非常大。到了當前,冒出頭者成了國家開明的樣板,正常範圍外的就將邊界擴展,原本是圓圈外的雜點,成為圈內繽紛的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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