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煞車閥管脫落未接上」、「不遵守駕駛不可離開駕駛座的規定」、「因為妻子的禁制令而多加掛了五節車廂」，這一些疏失，當全部都聚攏在一起時，便造成了一輛載著有毒危險貨物的火車高速失控，加速衝向人口密集的都會區，靠著二位英雄的拯救，終於化解了這場危機，所有人（不論劇中人還是觀眾）都鬆了一口氣，電影看完，同時也達到了亞里斯多德式的情感上的昇華。
這部電影宣稱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這一點，首先就確定了電影「重現」現實的立場；其次，導演明顯採用一種「擬新聞報導」的敘事手法，特別是在事件發生後，觀眾，如同電影中的其他人一樣，是透過新聞報導與畫面來得知事件的進度、處置方式與結果，這個敘事手法再一次地強調了本片「再現」現實的企圖。
Roland Barthes曾經指出，「不管文學宣稱自己屬於何種流派，它斷然絕對地是現實主義的，它就是現實，就是現實的閃現」，同時，Barthes也說，從古至今，文學都與再現現實有關，但現實是無法再現的，「現實只能被指示」，用拓樸學的術語說，就是，「我們不可能使一種多維系統（現實）與一種一維系統（語言）相互對應」。在這裡，將文學置換成本片此一敘事文本，Barthes的說法仍是適用的。
除了Barthes所稱的文學史外，3D影像與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也是力求實現近可能接近、或重現現實的夢想。以目前的技術，以及日後可能的發展來看，現實被模擬、重現的目標似乎已經越來越接近了，更不用提當今後現代影像社會中所生產的「過度真實的」（l'hyperréel）了。然而這些模擬現實、再現現實的技術發展至少有一樣根本性的限制，那就是人在本質上是無法「全知」(omniscience)的。
感知的受限，至少在目前人類演化的生物學現實上，極大程度上是一種保護物種存活的機制，人類的大腦尚無法承載全知所帶來的巨大資訊量，以及隨後所產生的各種複雜的狀況與問題。因為無法「全知」，因此我們永遠都不知道我們的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行動會引發怎樣的「蝴蝶效應」(Bufferfly Effect)，然而我們卻也不可能因此而不做任何決定或採取任何行動，否則人不是變成精神病，不然就是陷於癱瘓。
在電影中，導演透過了對不同人物的描述，以不同角度及面向來提供觀眾較全面、完整的視野，但即使這已較我們身處事件之中所能獲得的資訊為多，仍不能達到「全知」的程度。
對於人類感知能力的有限性，一種較為明智的做法，也許就是經常檢視、察知、認清自己的「位置」所在。
在日常生活中，對自身「位置」的無知而造成混亂或傷害的例子俯拾皆是，像是擠在公車、火車門口不肯移動，或是違規停車、危險駕駛等等這類的「小事」都是顯例。而在職場上，類似電影中所發生的輕忽其實並不少見，只是所造成的傷害與損失不若影片中的事件嚴重，或未引起大眾（媒體）的關注。
一個願意時刻檢視自身「位置」的人，在相當程度上應會是一個較負責也較自由的人：說他（她）是負責任的，是因為他（她）能體認到自己無法脫離他人而獨自存在，因此任何的決定或行動必然對他人產生影響；說他（她）是自由的，指的是沙特存在主義式的自由。
最後，一個時刻檢視自身「位置」的人，也必然是較常反思的人，其反思的素材當來自其大量且多方面的閱讀，以及對生活對象的觀察與思考。認真做好對的事情，認清自己所在的位置，就算沒有豐功偉業，至少也不致成為他人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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